王国兴:G20与中美经济关系
G20与中美经济关系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王国兴
一、国际经济治理面临的新环境和新挑战
一是G20协调结果缺乏监督落实机制。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创立的G20峰会,当时除了协调应对金融危机外,还要求再平衡全球经济,其中之一就是一国经常项目差额不能超过GDP的4%。12年过去了,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是应对过去了,但经济再平衡进展不尽如人意,除中国表现优异外,其它经济体,尤其是美国的经常项目差额占GDP的比重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善。
二是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差距持续缩小。目前就GDP总量而言,发展中经济体已经略超过发达经济体。南北差距曾是“二战”后国际多边治理体系的基础,也是其治理对象。今天南北差距的缩小,要求现行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基础和治理对象都要有所调整,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谋发展无可非议,但不择手段阻挡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发展,给G20开展国际经济治理带来了挑战。
三是美国通过小圈子政治化国际经济治理。拜登政府上台后,重振G7,提升四国集团,新建美欧协调、美英澳三边机制和半导体联盟,加上特朗普政府重签美墨加协议,G20成员之间不仅遭遇了人为的分裂,而且拜登政府还欲通过小圈子制定国际经济治理的新标准和新规则,并将人权、劳工和环境等因素纳入进去,国际经济治理或将被政治化,必将冲击和削弱G20。
四是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给国际经济治理提出了新课题。新冠疫情对国际经济金融的冲击或将长期化。这种长期化既体现在供应链、劳动力供需失衡,也体现在为应对疫情采取的极端财政货币政策引发的通胀,尤其是粮食、能源价格飞涨等后遗症,更会体现在极端财政货币政策的调整对国际金融、投资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稳定的冲击。这些都是国际经济治理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二、中美经济关系与国际经济协调
一是具有韧性中美经济关系为两国开展国际经济协调奠定了基础。在疫情和贸易战的双重影响下,首先中美贸易却逆势增长,2020年双边货物贸易总额增长8.8%,今年前七个月更增长了40%;其次中美金融合作扩大,不仅中企积极赴美上市,上半年赴美上市数量就超过了去年全年而且美资持续流入我资本市场,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近期还在中国市场推出一系列共同基金和其他投资产品;再次美企对华投资意愿在加大,2020年美对华直接投资尽管下降了10%以上,但实践中一些美企取道第三地曲线投资中国;最后美国商界改善中美经贸关系呼声日益高涨且强烈。
二是中美已经或即将开展有关国际经济协调。首先是协调了全球最低税收协议,尽管该协议是拜登政府为了在国内向富人和企业加税而推动、G7主导的,但中国仍与另外135个国家给予了支持;其次是协调了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应美方要求,中方宣布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再次是共同牵头起草了《G20可持续金融路线图》和《G20可持续金融综合报告》,并得到了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核准,中国人民银行与美国财政部为双方牵头人;最后美方或有意与中方启动新一轮经贸谈判,这可从美贸易代表戴琪的演讲和美商务部长雷蒙多的答记者问中看出。若谈判能举行并取得积极进展,将有助于协调中美未来几年的经贸关系和为双方在G20中开展更多的国际经济协调创造条件。
三是中美继续开展国际经济协调面临障碍。国际经济协调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的关系,拜登政府的内外政策将严重阻碍中美协调。首先拜登政府仍未放弃对华经贸对抗政策。包括继续推动中美科技脱钩,包括扩大黑名单、任命反华官员负责出口管制、在外国投资委员会组建专门团队审查中国对美投资中未向政府申报的收购交易,以“全面限制中国获得美知识产权和民众个人信息的机会”;继续对华加征关税;放风考虑对华开展新的301调查和中国补贴政策的专项调查,并希望与盟友合作在WTO施压中国的补贴政策;在国际经济组织中打压对华客观人士如格奥尔基耶娃等,欲造成寒蝉效应。其次尽管中美国内经济治理方向大致相同,但实现路径迥异。企业巨头化、收入差距扩大等是中美和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为了应对该挑战,中国经济治理框架正从实现“小康社会”阶段的增长优先,转向“共同富裕”时代力图平衡增长和安全,政策的优先级转向社会公平、数据安全和产业链自主可控,经济利益的分配更多转向普通劳动者,加强对巨头公司的监管,敦促企业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等;拜登政府则欲变市场主导为政府更多介入市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给中产阶级减税,对富人和企业加税,加大对R&D以及人力资源的投入,严格对巨型高科技企业的监管等。但是,中国的经济治理改革是自主的、渐进的、可控的改革。而美国在国内市场过分膨胀、两党严重极化而政府能力不足;在国际还有较强的号召力,或者说治理能力还较强。国内治理能力不足与国际治理能力较强之间的矛盾,使得美国更愿意把国内矛盾向国际转移,拜登政府正在借对华强硬来推进国内改革,将导致中美两国间和G20都难以开展实质性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