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树勇:从自助外交到扶助外交——上海学者热议后疫情时期的国际关系系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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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助外交到扶助外交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郭树勇教授

 

   在全球范围内渐次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COVID-19),将进一步增强人类整体性危机意识,重塑国际关系与国际秩序,并对国际合作与外交的形态产生重要影响。就外交而言,一种新的外交形态将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也将成为外交理论创新的重要增长点之一。这种新的外交形态我们不妨称之为扶助外交。COVID-19等大危机,将迫使人类不断调整其外交行为,以自助为主要特征的外交,将逐渐让位于以扶助扶助为主要特征的外交。

从自助到扶助,一字之差,彰显外交观念巨变。自助理念的核心是,自己帮助自己,不寻求他者帮助;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主权国家的国家利益是国家安全;国际关系中,冲突第一位、合作第二位,只有暂时的、偶然的合作,没有制度化的合作,合作是竞争的婢女,是冲突的间歇。扶助则不同,强调世界即使处于无政府状态,也可以管理、能够治理,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密切相关,安全、发展与合作难以分解;合作第一位,冲突第二位;合作时强者对弱者有帮助的义务。

   扶助外交要实现的是以大扶小、以强扶弱、战略克制、发展克制,解决两极分化、全球失衡等问题。帮助人类认识到这一点的,是全球性问题。而全球性问题的展开,最早是帝国主义大战,但引起理论界重视的是则是古巴导弹危机。后来才有了自然资源匮乏、人类环境恶化、国际恐怖主义、大面积贫困、国际金融危机等全球性问题。这次,COVID-19再次把这个问题暴露出来。全球性问题的本质是全球化负面效应,因此需要施以全球治理。一般的自助外交只能导致部分国家受益。一般的多边外交越来越受到了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思潮的限制。全球疫情防控期间,不少西方国家悲叹“自由贸易秩序”的终结,美国企图抛弃世界卫生组织,并非空穴来风,除了遏制中国发展等战略图谋,还有一个原因是不愿意看到西方文明背景下的世界秩序与国际合作之路的衰败。

   扶助外交有着利他主义的成分,但不是空想主义,只要具备了一定的国际体系要求,形成了国际政治文化,建立了国际治理权威,就可以在某些领域施行并不断扩大。扶助外交既可以是双边外交,也可以是多边外交,但是从主流趋势上讲是一种有责任取向的多边外交。什么样的国际体系符合扶助外交的要求呢?就是共同命运、多元一体、责任本位的国际体系。在人类共同命运之下,有责任感和使命意义的大国或综合性国际组织倾向于从人类全局和长远出发,而不仅仅从本国外交的成本收益出发来调整对外行为,本次疫情防控中,中国、英国、沙特、德国等积极配合WHOUNG20等全球治理机平台,多次进行捐助等扶助活动。

   扶助外交在古代朝贡体系中有突出表现,维持了东亚的长期和平。在英国俄罗斯美国等大国成长历史上,也常常看到这些国家的扶助外交。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联合国组织了南北对话、南南合作以及围绕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等领域的斗争,是扶助外交的典范。欧盟在实施洛美协定等方面也可圈可点。进入上世纪90年代,《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倡导“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也体现了更大范围的全球扶助行动。

2020年5月3日 13:33